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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今天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主流。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触动各个行业去做转型的升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破虚向实”,不是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向线上、向所谓的互联网去转移,而是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通过数字化的能量去把原有的产业价值和企业价值释放出来。
陈端: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球前列。首先是应用层的创新亮点辈出,从过去简单的模仿式创新到当前结合国情特色和市场需求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快速迭代,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场景优势共振叠加;此外,新冠疫情后数字新基建的铺设如火如荼,为进入下一轮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撑。但也存在核心技术短板和创新生态有待继续优化等问题。
韦青:从数字化转型回顾到本源,原始驱动力来源于对于信息的利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核心本质是信息的力量,理解这种力量之后,才能够上升到一个极高的高度。也就是说,不是只是买一些技术、做一些数据的打通就够了,信息是与物质和能量同样重要和同样具有杀伤力或支持力的一种能力。
刘燕:最近十年间底层技术的不断发展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消费行为、社交行为,以及企业的管理、企业运行的基本状态。数字经济的确是生产底层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驱动力,数据作为战略性的生产资源,在个人和个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差异是显著的。企业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如何去进行一个真正能够创造价值、创造价值跟企业本身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数字化转型,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话题。
Q:各位工作和研究的过程中更关注哪些前沿的技术?前沿的技术为数字经济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什么动能?
韦青:技术追本溯源,核心是人机关系。从技术官的角度来看,现在所谓的技术——不管是叫做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还是分布式、元宇宙、web3.0——背后的核心本质还是计算,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世界各种行为、动作、流程可被计算。一旦可被计算之后,就能够变成两个出口,一个是为人所用,一个是为机器所用。数字经济,就是要可被计算,才会有云计算中心、分布式的存储和网络。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过去三十年做的事情就是要实现无处不在的计算,然后产生无处不在的智能。
陈端:过去的一百年间,人类见证了过往文明长河中难以见到的创新能级和创新层级的非连续性、跨越式跃迁,这是与人类想象力对技术创新的牵引息息相关的,中间的重要桥梁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各类商业要素和创新要素的整合把想象力与技术交融的可能性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应用场景层面并形成良性发展闭环。从移动互联到空天互联的卫星互联网再到虚实交通和元宇宙和外太空探索,技术带来的可能性需要跟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更绚烂的火花。
刘燕:在今天讨论这些前沿技术的时候,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技术到底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生活、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未来的数字经济还是要从社会整个的价值体系、人类生活质量,甚至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如果数字孪生等前沿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优化城市能源的使用、优化人的行为、优化城市的规划,我觉得技术还是会有很多向善的价值。
李智:从易观实际业务的角度出发,关注的重点放在技术应用本身,以及技术应用为企业经营创造的价值。技术应用方面,易观更关注的是两个方向:其一是从业务层面,技术对业务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其二是从场景的层面,易观会更落地的去关注技术在某个具体场景中的价值,比如人工智能在银行智能风控的某一个环节,甚至在反欺诈、贷后催收和预警层面上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价值。与三位嘉宾的观点一脉相承,李智同样认为技术不是主宰人类的,而是服务于人类和行业的。
Q:当前疫情常态化使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和需求方面产生了哪些变化?
李智:疫情使企业的经营逻辑发生了改变,具体到数字化方面,企业比以往更加务实,无论是数字化系统的采购还是数据能力或者技术的能力的提升,这些只是起点,仍然需要回答的是这些数字化能力的建设、系统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增收、节支提效避险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此外,数据驱动比以往更加落到实处,比如数据驱动变成用RPA、用AI、用低代码就可以让数字员工武装起来。
陈端:从我们团队此前研究的结果来看,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都处于早期阶段,上云用云的比例不是特别大,而且用云停留在浅表层面,高阶性应用偏少,数字化对企业战略性业务创新的带动作用尚未明显显现,也没有真正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疫情对大企业而言是强化其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倒逼他们快速升级,但是对于很多中小微主体而言,疫情加剧其生存困境,缺乏资源和余力去做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导致经营主体的大浪淘沙。从产业层面来说,当前中小微主体在自身资源能力边界内所做的转型努力难以应对未来产业集群化升级的大趋势,系统不同构、数据不共享、转型不同步反而可能加大上下游的转型摩擦,需要超越单个的企业主体层面,由更高能级的创新主体提供资源支撑和方向引领来带动转型。
韦青:数字化转型或数字经济抓手不应该仅仅只是数字化技术,而是包括人才培养、行业流程再造、材料再造、机械方式再造……一整套之后才能出现的。哪怕是最基本的灯塔工厂,都是不可能只靠数字化技术就可以实现。
刘燕:从疫情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观察来看,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流程标准化、数字化,应该是基于数字化的战略从新的视角重构业务模式,其实做的是变革管理,方法论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数字化转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持续优化、持续改进、持续创新的过程。
Q:聚焦金融领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及金融科技现状和趋势如何?
李智:金融科技的趋势可以归结为三个回归——价值的回归、人性的回归、创新的回归。归值的回归即能够给客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也包括对内的价值,包括刚刚提到的增收节支和提效避险;人性的回归是技术让网点和客户经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客户是需要用人的温度来去服务的,同时易观也正在推动银行业重新重视用户体验,让客户长久留存并且延长客户生命周期;创新的回归,是真正意义上的业务创新,把数字技术跟业务流程再造结合起来,重新设计到底金融机构的模式应该怎么做。
刘燕:金融科技发展到今天其实对很多业务模式、盈利模式要进行深刻的重构。同时数字化转型和技术的发展机会对于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也是不均等的,未来可能的趋势是运维或APP的开发可能通过Saas、金融云等方式集约化发展,不仅能够把所有有价值的投资形成一个更聚焦的、更大规模的、更加有发展前景的统一技术标准,同时能够解决中小银行没有IT、没有金融科技举步维艰的状况。
陈端:金融内部银行、保险、证券等细分领域都遵循不同的规律。以银行为例,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果是银行的业务不断地线上化、移动化、场景化,未来可能会越来越云原生化,打破了传统的物理网点分布和分支行组织架构,与更多内外部生态伙伴共同构成一个数字金融服务生态共同体。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可以从内生性动力和外源性变革两个维度来审视。一方面通过技术赋能带动内部的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持续走向精细化高效化运营,一方面将基于经济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所促发的新需求进行业务创新和组织重构,金融产品的服务化、金融机构的平台化、金融生态的复杂化是大趋势,金融体系将依托自身的用户群体和用户数据,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以产融共生、交互赋能为变革大方向,协同更多的外部生态伙伴打造泛金融的服务系统,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必须与我国制度土壤紧密贴合,服务国家战略大局本身就意味着规避创新层面的政策风险。